埃里克·侯麦(资料图)
相比较特吕弗、基耶斯洛夫斯基还有杨德昌的早逝，侯麦在高龄时悄然辞世确实可算是喜丧。毕竟人不可以不死，如果人人可以当百岁的葡萄牙导演奥列维拉，那么这个世界也太没意思了，还不如看看他们到底留下了什么佳作，毕竟导演还是得靠作品说话。
从上世纪50年代末算起，侯麦几乎整整拍了五十年电影。比起一些老晕头或者丧失创作能力的导演，侯麦几乎每十年都会让自己更上一步，循序渐进，让爱好者常忆常新。从《六个道德故事》、《喜剧和谚语》再到《四季的故事》，这三个系列贯穿了侯麦创作的黄金时代，也奠定了他作品的文学哲学性和思辨色彩。
在一些人看来，侯麦只是参与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算不得主力干将。他的作品太过文弱，没有战斗力，更缺乏批判色彩，这在风起云涌的60年代的确没有好日子。因而想要比肩特吕弗和戈达尔肯定不及，最终还是得落到跟路易·马勒、阿伦·雷乃等人的档次级别，无伤大雅。然而侯麦自有其重要性，他外表严肃，电影内里一脉相承，有如温玉般散发着柔和含蓄、深厚无穷的魅力。如果你吃定那一套，那么可以把他奉若神明。如果你实在不感冒，那么侯麦会替你制造沉沉睡去的好梦或噩梦。侯麦不像其他几位导演会自我修复，改变路数，迎合抑或挑战下观众，他就拍那些浮世男女的情爱，巴黎的城市细节还有宗教、道德与生活的永恒困惑。
在后来几十年里，侯麦一直远离聚光灯，避开媒体的骚扰。他离群索居，即便需要拍摄电影也不会大张旗鼓去说事，再者他的拍摄往往也是个小团队，宛如普通人一样出现在街头。从演员到工作人员，根本不会引起注意（侯麦作品不会强调打光、特效等技术要求）。这大概也是观众在看侯麦电影时会生出甘之如饴的享受，他们会觉得巴黎的街景、马赛的海滩、普罗旺斯的葡萄园是如此亲切，就像自己亲历其中一般，这一切只因侯麦电影是截取于生活。
也许，侯麦真是想太多又说太多的一个老人，用《飞行员的妻子》里的法国谚语来说就是“人不可能什么都不想”。有些人会觉得侯麦所关心的东西远离普通大众，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衣食无忧，自得其乐地享受生活还能兼有知识分子的情趣，不失风度。尽管中产阶级的生活确实离处于暴发混乱里的中国有些遥远，但在欧洲社会，关于这个阶层的影片确实太多了点。侯麦采取的是正面描述，没有布努埃尔那样的讽刺揶揄，他的嘲笑会有微微苦涩，让你会心一笑。甚至可以这么说，侯麦支持者里很大一部分人群就是中产出身乃至于向往中产，就好比有些人是不吃快餐食品的。要知道，煮杯咖啡、备好美食、坐下开聊是多么舒畅惬意的一件事情。至于有人会出于怀疑去想，人一旦拥有了那种富足条件，真还会那么磨叽啰嗦？侯麦说的都是一些晦涩东西，尽管想要借电影载体来探索争论、穷究学问好像空洞了点，然而侯麦把它们处理成一种试探，一种人与人交流的必要手段，也就是我们通常形容说的“共同语言”。
自人出生以后，他们几十年生命往往被庸余的废话琐事给占去了大部分时光，如何在无意义中发现真谛成了人类热衷的一个游戏。侯麦之所以坚持不懈，可能还是跟他的出身背景有关系，他曾经是文学教授、影评人，他一直是名天主教信徒。他保守，也不激进，称不上一名行动主义者。他表达对周围社会人群的看法就是不断的质疑，抛出问题，引出争论，寻找出一种相对温和、不失体面的解决办法。因此，很多侯麦作品到最后都会产生峰回路转的效果，比如意外重逢、比如看到绿光，你要为了这最后的几分钟，忍受长时间的煎熬。侯麦用生活的发现来制造故事，看似无益的片段无法增加戏剧冲突，却往往无法割舍。
回顾侯麦的一生创作，他有过担任《电影手册》主编时期的志向坚定，也有跟朋友们从意趣相投到关系疏远；当上导演后他没能马上轰轰烈烈，结果还是凭借1969年的《慕德家的一夜》迅速蹿红；《O女侯爵》、《O女侯爵》、《圆月映花都》和《绿光》更是奠定了他作为法国知名导演的地位，古典情结大爆发；《四季的故事》展示了他炉火纯真的技艺，再到《阿丝特蕾与塞拉东的罗曼史》，他完全是老而弥坚。
对这样一位电影人，也许侯麦没能放下高雅架子，去追求人尽皆知的国民待遇。他不会进入工业体制，享受一呼百应的高位和成就，侯麦称呼自己是个拍摄电影的业余者，毕竟比起那些追求技术、讲究技巧的电影人来说，他的电影抛弃搭景灯光、没有剪辑特效冲击，实在“自然原生态”得有些好笑。然而这种依然故吾的姿态换来了唯一的侯麦，他在影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特殊位置，有且只能有一个埃里克·侯麦。
[责任编辑：lily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