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专辑《像草一样》包含了足够多的与时俱进，可苏阳的音乐依然像是盗墓者辛苦一夜的成果和尴尬——一个让职业盗墓者发呆的四不像。说它古代，却经过了现代的包转；说它现代，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祖先的身影。再职业的盗墓者都得犹豫：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平安夜北京的首发演唱会，目测一番，星光现场挤进来将近一千人，人头攒动，屌啊！土根还是有市场的，这个问题或许是由基因决定的。我一直不阳光的认为，蒙古音乐在欧亚大陆有市场，很大程度上跟当年的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有关。据德国《明镜周刊》说：现在世界上大约有1600万人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我们暂且不评说方法，单说效果。台湾文化至今都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日本学习西方却是主动的。岛国文化的危机感感觉时刻存在，因此，他们负担更轻。不像我们，早早形成的文化秩序，同世界上其他轻视技术的文化体一样，要闹个玉石俱焚才罢休。到现在为止，识时务的才俊们还会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创意（技术）。
一座贺兰山，一条黄河，戈壁山丘，蓝天不应。民歌穿梭其中，花上几百年口耳传阅，品读生活四面，吟唱世事八方。那可是多少年来多少批人怎么打架都消灭不掉的文化，真是到今天断掉了，而且是以发展的名义去执行，那就太没面子了。套用电视剧里的话：百年之后，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我们尊重、欣赏、崇拜准西化的形式，音乐里面，套用现成的手段和技法，编制遥远而宏大的梦境。比如说新兴的乐队化音乐都使用英文演唱，这有什么问题？没有，起码我觉得没有。前几年我跟抗猫聊过这个事，我说以后要不要写点中文歌词的。她说，你看我们打小听的音乐都是外文的，英文的摇滚乐，那后来我们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这很正常。是，语言不是最终的问题。我刚听摇滚乐的时候也不喜欢英文歌，因为听不懂（可悲是现在还听不懂）。但是我喜欢他们的所谓“配器和旋律”，给力、来劲、上头。我这样的土鳖，活到现代也没有融入所谓都市生活的节奏，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另外一些人，生下来就活在那样的氛围和语境里。所以，我更喜欢用“老矣”搪塞、回避或迎接这个问题。像苏阳在《冤家》里唱的“英格历史（English），说洋话，数理化也不是个啥。”四十一岁的苏阳，儿子都要考大学了。他音乐的场景，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包括“书记、社员”这类在年轻人看来“写意”的词。劳动号子，对底层小人物的绘声绘色的刻画，对土地和历史的复杂的情感，对现在进行时的怀疑，对未来的恐惧。
有个问题也是最近才发现，如一段进入大脑后自然发生反馈的“声音”，它可能一直躺在记忆的深处，不被启东时默默无闻，一旦被唤醒便以一个鲤鱼打挺的姿势跃起，哦在这呢啊，别来无恙啊？但是，这绝对不具有全体性，而是一种断代性的产物。如民乐、戏曲，只关乎一些人的情感模式。当然这个所谓的情感模式不存在了，如同那一套生活方式的消亡一样，无论民乐、曲艺也就没了活下去的土壤。运气好，博物馆里陈列接受瞻仰；运气差，在旧书摊的一本纸张已发黄、受潮的书本里某页某段中躺着，安享晚年不问世事，仅此而已。
近几年的情形看，内地的音乐阵营里，民间派这边果真是土根路遥知马力，散漫却不息。不会因为整体行市变好或变坏轻易受到致命的打击，过分的折损。我能感觉出来，苏阳的音乐，无论《贤良》或《像草一样》都不是所谓精英化立场的音乐，没有迫切的呼吁、联合、策略，不是《让子弹飞》，而是《鬼子来了》——我们生活在祖辈的土地上，接受他们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然后，你们来了，你们是谁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谁。
这张专辑的前前后后，苏阳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体验着各个角色的辛劳，其中辛苦他自己最有体会。直到首发前几日，累得一度失声，却又在几日内神奇般的恢复过来。有一天我忽然想，我四十岁的时候，能有他一半的活力和敏感就足够了。就像微博上阿牧那日的煽情：回首零六、零七年的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我想，听听苏阳，或许能找回那股劲头。一张专辑能留下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一些经历过的人，在其中找到了感触，对比当下，把酒问青天。
李欣斯基 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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