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去世时，我曾发表一篇悼念文章《永远的巴金》，并未提及1985年我为什么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投给《收获》的事，其实，这主要是因为巴老当时是《收获》的主编。当年，我一边写稿一边就想着这部小说投给哪家刊物合适。现在“八〇后”的新秀难以想象在他们（她们）出生年代的文化禁忌。文学是写人的，即使主人翁以动植物的面目出现说的也是人，而那时文学作品中的“人”只能描写他的上半身及大腿以下，大腿以上、腹部以下是绝对不能碰的，那真成了个要命的部位，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却偏偏动了那条“命根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型文学期刊除《收获》还有《当代》和《十月》，发行都超过几十万份。《当代》《十月》都发表过我的作品，编辑曾对我提出过修改意见，所以我对他们的口味略知一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他们来说口味偏重，我想，这种“风险”大概只有巴金老人敢于承担了，何况巴老的女公子李小林在北京还当面向我约过稿子。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给了《收获》。
巴老去世时，我曾发表一篇悼念文章《永远的巴金》，并未提及1985年我为什么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投给《收获》的事，其实，这主要是因为巴老当时是《收获》的主编。当年，我一边写稿一边就想着这部小说投给哪家刊物合适。现在“八〇后”的新秀难以想象在他们（她们）出生年代的文化禁忌。文学是写人的，即使主人翁以动植物的面目出现说的也是人，而那时文学作品中的“人”只能描写他的上半身及大腿以下，大腿以上、腹部以下是绝对不能碰的，那真成了个要命的部位，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却偏偏动了那条“命根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型文学期刊除《收获》还有《当代》和《十月》，发行都超过几十万份。《当代》《十月》都发表过我的作品，编辑曾对我提出过修改意见，所以我对他们的口味略知一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他们来说口味偏重，我想，这种“风险”大概只有巴金老人敢于承担了，何况巴老的女公子李小林在北京还当面向我约过稿子。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给了《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