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看哭了
除了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经历，《杀戮之地》比起其他一些电影还要多一层真实——表演真实。扮演迪特·普兰的华裔演员吴汉（海因·S·沃尔），不需要靠“体验生活”等表演方法去感受大屠杀，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幸存者！
吴汉出生于1940年3月22日，祖籍广东省揭阳县，生长在柬埔寨，本来是金边大学的妇产科医生。“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他的父母和兄嫂弟妹以及一个侄子被杀害。他自己则在1978年被送进劳改营，受尽折磨。和普兰一样，他也是趁着越南入侵的混乱，历尽艰险，死里逃生到泰国，1980年作为难民被美国收容。
当大卫·普特南和罗兰·约菲筹拍影片时，想找一名柬埔寨的职业演员扮演迪特·普兰，然而，一个也找不到，因为在“红色高棉”极左政策下，很多演员被杀害。最终这个角色选定一点表演经历都没有的吴汉，而吴汉对此非常矛盾，因为那段经历对他来说实在太难受了。影片完成后，吴汉表示电影远不如他经历的事实那样残忍和痛苦，他也不愿再看这部电影。唯一一次是在1984年冬，在伦敦的首映礼上，他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和女王都看哭了。
吴汉朴实而又真挚的表演征服了欧美各大奖项的评委，让他拿下了奥斯卡和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演员。这让他成为截至目前唯一一个获得奥斯卡表演奖的华裔，也是历史上第二个夺得奥斯卡奖的非职业演员。
得奖后的吴汉时不时在电影中客串一些小角色，但《杀戮之地》却是他唯一认真表演的电影。后来他重回泰柬边境，办起一所医院，专为柬埔寨难民治病。还频频出现在伦敦、曼谷等城市的公众场合，为柬埔寨遭受苦难的人募捐，公开批评“红色高棉”。
1996年2月25日，55岁的吴汉开着他那辆金黄色的奔驰车，回到他在洛杉矶唐人街边缘的住处。吴汉停好车，刚走出车门，一阵枪声响起，吴汉应声倒地。一名邻居从家里冲出来，想把倒在地上的吴汉抱起来，却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2个月后，3名嫌疑人被逮捕，都是不到20岁的年轻人。控方表示，这是一起抢劫谋杀案。但是，吴汉的亲友却认为，吴汉死于“红色高棉”的报复性暗杀。然而，由于缺乏证据，此案还是以一桩普通的谋财害命案结案。2009年，“红色高棉”的S-21集中营监狱长康克由在法庭上供认，是波尔布特下达了暗杀吴汉的命令。不过，这只是口供，还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这一点。
吴汉去世后，他的家属将位于金边的一块价值22万美元的地皮赠送给柬埔寨福建会馆，用于恢复一所华裔子弟的民生中学。民生中学于1999年8月28日正式复课。
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百万，占柬全国总人口七分之一
迪特·普兰和吴汉只是上世纪70年代“红色高棉”大屠杀中幸存的个例，而他们有太多的亲人和同胞，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死去。据统计，“红色高棉”导致柬埔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超过百万，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在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这项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进城前两个月作出的，但他们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东西出城，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金边素有“东方巴黎”之称，有两百万人口，占柬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数日之内就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因出城匆忙， 所带食品、行囊不多， 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 忍饥受累， 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到达指定地点后，又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同年9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
从肉体上消灭非无产阶级
这只是“红色高棉”血腥统治的开始。波尔布特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获得“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夫妻被分开，一个星期只能见面一次。
迪特·普兰就是伪装成文盲才逃过一死。作为医生的吴汉也隐瞒了自己的职业，他的妻子产后大出血，却不敢向身为妇产科医生的丈夫求助，因为那样会暴露吴汉的职业。最终，吴汉的妻子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去，孩子也没能活下来。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
“红色高棉”还对儿童进行洗脑，孩子七岁以上必须离开父母，与过去的家庭划清界限，由“安卡”（柬埔寨语“组织”）抚养，集中参加放鸭、编织等劳动。电影里，一名女童在黑板上画着的父母上打了个叉，并且擦掉了父母和手中子女的联系，下面坐着的孩子们为她鼓掌。这一幕让观众不寒而栗。
“红色高棉”基层干部和士兵基本上是青少年文盲，军中也无文化教育，出于原始农民对现代文化的仇视心理和少年的冲动，他们狂热地执行“红色高棉”的极左政策。电影中一名“红色高棉”的少女摸着一个强制劳动者的手上没有茧，便使用塑料袋包住人头的方法将此人处决——因为要节省弹药，这是“红色高棉”的杀人手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