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塔萨尔凭借自己与博尔赫斯的渊源以及两人写作风格的某些类似之处，人们将他称为“博尔赫斯的精神之子”。
街头海报
（腾讯文化 邹迪 发自阿根廷）阿根廷国会早在2005年就通过了禁烟法案，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禁止出版和传播烟草广告。但2014年8月，一夜之间，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出现了一个男人叼着烟的超大幅宣传海报。海报上的男人就是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sdazar），1960年代拉美文学潮的代表人物，继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之后最受欧洲读者欢迎的阿根廷当代作家。
2014年8月26日，在这位文坛巨匠百年诞辰之际，阿根廷国家文化部和阿根廷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科塔萨尔与我们的100年》系列纪念活动。为配合活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挂满了科塔萨尔的巨幅照片：他衔着一只烟，凝视着镜头。照片拍摄于1967年，当时科塔萨尔的小说《跳房子》已经大获成功。
为迎接科塔萨尔百年诞辰，在他生活过的班菲尔德区，居民们自发组织起来，阅读他的作品。一位老街坊告诉记者，他在科塔萨尔的小说中，读得出街区的天气、公共汽车数字、街道名字……这一切至今未变。只是经常有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他家楼下观望，因为那曾经是科塔萨尔居住过的房间。科塔萨尔家旁的道路、读过的中学、工作过的中学，也已经以“科塔萨尔”命名。
不只如此。阿根廷国家文化部和国家图书馆举行了一系列官方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听讲座，读书稿，听科塔萨尔的朗读录音，观看相关纪录片。值得注意的是，科塔萨尔本人反对贝隆政党政见，而现在的总统克里斯蒂娜来自贝隆主义党（正义党胜利阵线），但这无碍于纪念活动的隆重，因为科塔萨尔就是科塔萨尔。
压抑与痛苦的童年
科塔萨尔是西班牙巴斯克、法国、德国混血。对于拉美人来说，这非常平常。他精通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并曾对记者说，自己的语言天分是“旅行和外交的结晶”。他一生中的多数时间在阿根廷和法国度过，也曾经在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居住。
1914年8月26日，科塔萨尔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他的父亲是阿根廷驻比利时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德国人占领了布鲁塞尔。在战乱之中，一家人费尽周折为科塔萨尔登记了阿根廷国籍，因为德国人希望占领区的婴儿登记德国国籍。
科塔萨尔在布鲁塞尔度过了婴儿时期。布鲁塞尔是法语和荷兰语双语的城市，他的语言习惯来自于法语的启蒙。他的西班牙语有着浓重的法语口音，西语里的“r”发音，他一直没有办法发清晰，像法国人一样。
童年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因为科塔萨尔的外祖母是瑞士德裔，全家人得以前往瑞士避难，之后又从瑞士逃到西班牙，并在巴塞罗那居住了一年半。建筑师安东尼· 高迪的桂尔公园是小科塔萨尔常去玩耍的地方。那些怪异的造型和曲线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记忆。
1918年，4岁的科塔萨尔终于随全家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省的班菲尔德区。为躲避战乱和饥饿，20世纪初的阿根廷成为许多欧洲人的乐土。班菲尔德区也成为了科塔萨尔的乐土。那里靠近农学院，有很多植物。他经常在作品中写到这片街区。有人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一直用孩子的眼睛观察，我一直是10岁。”
不过，他告诉传记记者索勒·塞拉诺·华金：“那个童年的街区对于我来说是一片天堂。但是我却是天堂中的撒旦，我的童年是强烈的压抑、极度的敏感和痛苦的集合。”
一切痛苦来自父亲的不告而别。回阿根廷后不久，科塔萨尔的父亲毫无征兆地抛弃了妻子和一双儿女。他再也没有见到父亲。科塔萨尔的母亲艾米尼亚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西语、法语和英语。但在那个年代，公立的翻译机构不接受女性，为了谋生，她只好在政府部门做文员，依靠微薄的薪水独自抚养子女。
巨大的经济压力并没有把这位女性压垮。她喜欢阅读，并感染了她的孩子。幼年的科塔萨尔体弱多病，在床上修养的时光里，他都在阅读。大量的阅读帮助他后来走上文学的道路。医生一度建议科塔萨尔的母亲让他少阅读，多出去活动。母亲权衡利弊，开始帮助科塔萨尔选择阅读的内容。
在母亲的介绍下，科塔萨尔认识了法语科幻作家凡尔纳、雨果，英语作家爱伦坡。他可以记住凡尔纳和爱伦坡的所有作品。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和爱伦坡的悬疑小说，在科塔萨尔的作品里都可以寻到踪影。他甚至仿造爱伦坡的作品标题《口袋中的手稿》，创作了短篇《瓶中手稿》。
在科塔萨尔的记忆里，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奇女子——当时很少有女性阅读凡尔纳。他最幸福的童年记忆就是和母亲一起看云。艾米尼亚发明了一个游戏：根据天空中云朵的形状和近疏编一个故事。科塔萨尔经常和母亲一起一边看云，一边编造奇异的故事。
很多年后，发表第一部诗集《存在》时，24岁的科塔萨尔为自己选择了笔名胡里奥·丹尼斯，胡里奥是将他遗弃的父亲的名字，也是影响他一生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名字。直到10年之后创作趋于成熟，科塔萨尔才选择了自己的姓，署名胡里奥· 科塔萨尔。
被博尔赫斯看重的年轻人
1932年，18岁的科塔萨尔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哲学。但很快他就放弃了。为给母亲缓解经济压力，他选择了师范学校的文学专业。
三年后师范学校毕业，他开始在中学教书。他不拘一格，为学生讲授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而他的短篇《夜校》就取材于这段教书经历，反映了当时军政府的黑暗。
1944年，30岁的科塔萨尔获得在靠近智利的门多萨省库约大学教授英语和法语文学的机会。他的学生艾娃·帕特隆回忆，科塔萨尔很受学生欢迎，上课座无虚席，过道和教室后面站满了人。下课铃响起，学生们还不愿结束，把教室门关上，听科塔萨尔将文学大家娓娓道来。
1年后，军政府时期结束，贝隆当选阿根廷总统。因为不同意贝隆政党的政见，也无法接受在大学被强制阅读歌颂贝隆夫人的文章，科塔萨尔辞去大学的教职。辞职以后，他创作了同样具有自传性质的《被侵占的房屋》，描写关于贝隆政府如何侵占自家的房屋，将其公有化。
离开门多萨省后，科塔萨尔选择报考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翻译公会。1947年，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疯狂用功，用9个月完成了翻译公会3年的翻译课程，正式成为一名英语和法语翻译。初出茅庐，他每天的工作不是翻译文学巨著，而是翻译私人信件，甚至是妓女们给远洋水手的情书。
1949年，他带着诗集《国王》和短篇《被侵占的房屋》去拜访当时的文坛教父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回忆：“有一天，自己的办公室里走进来一个高大清瘦的年轻人，深蓝色的眼睛谨慎地看着我，请我阅读作品。我对他说，两个星期以后再来。”两个星期后，科塔萨尔得到的答复是，他的作品已经发表在博尔赫斯组织出版的文学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年鉴》上。此后，科塔萨尔在该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动物寓言》和《遥远》。因为他与博尔赫斯的渊源以及两人写作风格的某些类似之处，人们将他称为“博尔赫斯的精神之子”。
1950年，科塔萨尔申请到一笔奖学金，到巴黎学习。两年后，他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担任翻译，去了很多国家。
“反小说”《跳房子》
《跳房子》是科塔萨尔最成功的小说。1960年代，小说在西班牙发表，很快在巴黎引起轰动，并热回阿根廷。
《跳房子》取材于科塔萨尔在巴黎的生活经历：1950年，他在巴黎找到了一份在图书出口公司的兼职，每天将要邮寄的图书打包。这段时期，经常陪伴他的是一位阿根廷姑娘伊迪斯·阿伦。两人在从阿根廷到法国的邮轮上相识。科塔萨尔与她一起吃午饭，请她看电影，去博物馆。
科塔萨尔
而工作时间里，双手忙碌着打包图书时，科塔萨尔不断在幻想——此前，为了准备翻译资质考试，他夜以继日地学习，这对他的大脑造成了损害，使得他经常幻想一些奇异的事情。他把这些东西写了下来，这就是《跳房子》。
《跳房子》中的男主角奥利维拉就是科塔萨尔，女主角——巴拉圭姑娘玛葛就是伊迪斯·阿伦。奥利维拉是一位从阿根廷来巴黎闯荡的理想青年，平日在一个文艺俱乐部里活动频繁。玛葛是个充满活力的美丽女人，大胆爱着学识渊博的奥利维拉，但教育程度不高，无法融入文艺俱乐部。奥利维拉接受了玛葛，和她的儿子一起生活。但他内心滋生出苦闷、犹豫和对欲望的困惑，两人起了摩擦。玛葛的儿子最终在一个风雪夜死在寒冷的公寓里，玛葛从此消失。奥利维拉此后试图寻找玛葛，却出现幻觉。
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所有的章节可以按自然顺序来读，也可以按照作者在书中提供的导读表跳读。阅读的过程就像玩跳房子，这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传统小说的颠覆，所以很多评论人士认为这本书是“反小说”。
科塔萨尔称按自然顺序来读的阅读为“女性阅读”方式，称按导读表进行的跳读为“男性阅读”方式。他还把那些不要问题只等答案、喜欢不劳心智地被动阅读的享乐主义读者叫做“雌性读者”，后来不得不为这种男性主义的强势言论公开道歉。
故事主线之外，《跳房子》中还有大量的内心独白、叙述视角的转换、巴黎街道和广场的名字……作者还喜欢将法语和西班牙语词糅合，发明新词。对读者来说，《跳房子》的阅读体验不是轻松舒适的。
伊迪斯·阿伦最后没和科塔萨尔在一起。科塔萨尔先后有三位妻子：第一位妻子欧若拉·贝尔娜德丝是翻译家。第二位妻子是拉脱维亚人乌格涅·卡维丽丝，两人共同生活了10年。第三位妻子是加拿大摄影师、作家卡尔罗·顿洛普。两人相恋时，科塔萨尔已经64岁，但疯狂绝不逊色于年轻人。1981年登记结婚以后，他们开着一辆德国大众的面包车从巴黎到马赛，旅行了33天。旅行中的手稿和照片编辑成 《高速宇航公路员》一书，书名的意思是高速公路的宇航员。作者故弄文字游戏，将单词切开并重新组合，恋爱中的人就是有创（调）意（皮）。
科塔萨尔并非一个只寄身书斋中的知识分子。1960年代，古巴革命给拉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古巴革命爆发后，30万古巴人在古巴革命广场上向科塔萨尔的同胞——切·格瓦拉鼓掌致敬，时间长达10分钟，这场面深深震撼了科塔萨尔。他开始阅读大量的政治书籍，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他的第二任妻子热衷政治，这份狂热也影响了科塔萨尔。他后期的很多作品转向政治题材，稿费被他用来支持流亡政治犯。1970年11月，他到智利声援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抗议皮诺切特政府。他还根据尼加拉瓜革命创作了《尼加拉瓜，甜蜜的暴力》，并将稿费捐出。
1984年2月12日，科塔萨尔因病离世，享年70岁。
电影导演的灵感之源
科塔萨尔的作品中，有大量对爵士乐、探戈和拳击的描写。在科塔萨尔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中，阿根廷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奥利弗里奥·科尔贺谈到这个话题。他认为，科塔萨尔作品中的爵士乐、探戈和拳击，都在展示作者内心深处的敏感和温柔。
大段内心独白和对日常生活里超现实主义的描绘，糅合成科塔萨尔最吸引人的风格。比如短篇《蝾螈》，讲述“我”到水族馆看鱼，凝视蝾螈生活的玻璃水缸，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蝾螈的故事，文章随后以蝾螈的视角进行描写。这样的视角转换引起很多导演的关注，科塔萨尔的很多作品被搬上大荧幕。
1967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从他的作品《魔鬼涎》中得到灵感，拍摄了电影《放大》。
短篇《南方高速公路》则先后被两位大牌导演看中。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1967年根据它拍摄了电影《周末》，意大利导演吕基·康曼西尼在1979年根据它拍摄了《交通堵塞》。故事讲述的是南方高速公路因为未知的原因发生交通大拥堵，动弹不得的人们在这个特定的场景里展示出人性的种种，发生了爱恋，出现了死亡。
在阿根廷本土，导演Manuel Antín多次将科塔萨尔的作品搬上大荧幕。科塔萨尔指导导演选取自己写作的故事改编成电影，于是有了1962年的《奇数》、1964年的《El Circe》、1965年的《私密公园》。
科塔萨尔的《地铁游戏》2005年被巴西导演拍摄成同名电影。2008年，阿根廷导演根据他的短篇《病人的健康》拍摄了《善意的谎言》。而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叙述风格和《跳房子》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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