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是博尔赫斯最赞赏的得意门生，更是马尔克斯形容的“令人尊敬、仰慕、喜爱，当然，还引发强烈的嫉妒”那种“极少数”的作家。
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作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之一，胡利奥·科塔萨尔的小说充满着迷宫般的街头漫游气质。他是博尔赫斯最赞赏的得意门生，更是马尔克斯形容的“令人尊敬、仰慕、喜爱，当然，还引发强烈的嫉妒”的极少数作家。
作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说充满着迷宫般的街头漫游气质。
他是博尔赫斯最赞赏的得意门生，更是马尔克斯形容的“令人尊敬、仰慕、喜爱，当然，还引发强烈的嫉妒”那种“极少数”的作家。如果说莫迪亚诺的街头漫游是有关身份的晦暗叩问，那科塔萨尔的街头漫游则是一首首日常生活的精妙回旋曲。
猫或蜗牛般的旅行者
言及对动物的热爱时，科塔萨尔选择猫咪作为自己的图腾。而从美学角度来说，他觉得蜗牛也非常迷人：往内回旋的背壳是它内敛性格的象征，而螺旋线的断面似迷宫般包罗万象；他也欣赏蜗牛的生活，仿佛自己就是一切，正如他本人。当科塔萨尔离开阿根廷、离开许多住所和很多人时就是这样，无关紧要的东西都被留下了，他提起行李箱就走，随时开始漫游世界。
跳着房子游巴黎
长篇小说《跳房子》是科塔萨尔漫游气质最为严重的作品之一，小说几乎提及了巴黎的每一条街、每一座桥、每一家咖啡馆。在这个由街角的名词所构成的迷宫里，主人公们游魂般的步伐之上是迷惘的灵与肉，找不到出口——而小说的确并没有结局。
科塔萨尔发明了漫游般的阅读方式：全书被分为155个章节，在每一章的最后，有小标提示下一个需要跳至的章节。在用手指追随数字跳跃着游走于全书的过程中，读者成为了创作的同谋，使半成品的作品发育完全，而直至抵达最后两个数字131与58时，读者才诧异地发现，小说将在这两个数字之间往复，跳着“131-58-131”的无限回旋舞，永远走不到尽头。
《跳房子》里的世界处处不尽如人意，也许正因为如此，小说更为青年人所喜爱，当他们尝试用尚未发育完全的主体意识去碰撞这个世界坚固的墙壁时，这本几乎汇集所有疑问与苦恼的小说，就成为了他们感同身受的双子星。
小说的内部世界几乎是悲观的，主人公在窗台上进行着生死抉择，“毫无疑问最为理想的应该是向外一倾身，让自己落下去，啪的一声，一切就都结束”。然而，当外部世界的青年们与小说形成某种积极的联盟时，“悲观”的标签便摇摇欲坠了。
博尔赫斯的反面
科塔萨尔曾经提及，博尔赫斯对他的影响仅仅是道德上的，即对待写作的严格态度，绝不发表不合水准的作品。而在写作方式上，他们却截然不同——虽然同样具有幻想色彩。
博尔赫斯显然更倾向于宅居在封闭的屋子里，通过苦思冥想与逻辑推理构筑一个漂浮在空中的阿莱夫。即使小说的某些元素源于生活，也必然是经过过滤的。
例如《南方》中的败血症实际是博尔赫斯的亲身经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致使他撞上窗户的是一位姑娘，而不是小说中所说的“一本不成套的威尔版的《一千零一夜》”。仿佛博尔赫斯患有某种精神洁癖，唯有镜子、迷宫、梦境或书籍才符合他小说的卫生标准。这导致他的小说是纯净与永恒的——但却将充盈着生活流的街道阻绝在外。
科塔萨尔的小说却源于街道。他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拥有十分现实主义的背景。他的幻想成分更多是一种讲述的道具，或者比喻，却并非故事的根基。与博尔赫斯自始至终的严格把控不同，科塔萨尔对小说仅有的监督在于一种总体的情境与模糊的想法，而科塔萨尔式幻想的迷人之处在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故事将走向何方。
安东尼奥尼的《放大》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实际上这部电影改编自科塔萨尔的《魔鬼涎》。放大的照片随时预备着酝酿爆点，而科塔萨尔说“当写完这个短篇时，我第一个感到惊讶”。没有缜密的推理与冥想，科塔萨尔声称他用直觉写作，某种潜意识作祟的自动写作。无怪乎有人用荣格的心理分析法研究科塔萨尔的小说，而他本人也说过，评论家让他看到了大量他原本并无意识的事情。
宅子被占，灵魂流放上街
《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是科塔萨尔最为轻盈的作品。在克罗诺皮奥的世界里，一切既定的社会准则像冰淇淋一样转瞬即融，唯独美、自然和乐趣因为单纯而永恒。在这本“解构之书”里，我们看到科塔萨尔这个“大克罗诺皮奥”在戏谑规则、反讽实用时，那恶作剧般的欢愉。
或许因为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解构气质，科塔萨尔从来不写稳定的小说，他的故事充满了能量的流动、置换与转化，铺陈着结构的崩塌。正因为对稳固持有怀疑，属于他的每一个下一秒都像薛定谔的猫一样，看到了才知道。假使科塔萨尔提及了“稳固”与“永恒”，那只是为了在下一秒将其推翻。
《被占的宅子》中，一对兄妹长年蜗居于老宅，极度固步自封的他们甚至考虑用乱伦通婚来达到封闭秩序的稳固极致。然而，宅子渐渐被不明的他者所侵占，最终兄妹被迫流落街头。
我们看到故事中能量的流转与稳定的崩塌，当封闭内向的力被打破，往外发散到街头。
《远方的女人》、《美西螈》中，灵魂的置换发生得突如其来，尘埃落定只在瞬间，肉体带着对方的幽灵离开；《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剧烈头痛》中，不稳定的能量被排出体外，化为了毛茸茸小兔子自喉咙呕吐而出，或者是绕着屋子疯狂嬉闹的生物“芒库斯庇阿”，而当溢出的力量超过某一临界点时，主人公们所努力经营的稳固秩序被瞬间摧毁；《奸诈的女人》的概念或许源于科塔萨尔所喜爱的黑色电影。主人公对他的情人坚信不疑，而当这个女人蛇蝎般的核心被暴露在苍白的月光之下，就像口味甘甜的蟑螂太妃糖被剥去糖衣外壳时，“坚信”终化为“不信”；《南方高速》、《公共汽车》中短暂得可怜的同盟，最后仍是各走各路；《正午的岛屿》里，阳光灿烂的度假，不过是死前的最后一抹幻影。快乐、欣喜、满足？归零在鲜血潺潺的伤口。
离开与偶遇，也许并没有结局
《跳房子》里尽是灰蒙蒙的迷惘与不确定，一次又一次的离别，即使当里奥利维拉想到他与玛伽的爱情时：“我们所谓的相爱，也许仅仅是我手拿一朵黄花，站在你的面前，而你，则手中拿着两支绿色的蜡烛，时间从我们的面孔上慢慢流逝，我们相对无言，接着就是告别，各自去购买地铁车票。”
科塔萨尔曾说过，他写作时往往感到一种爵士般的摇摆。在模糊的情景，不可知的结局，注定崩塌的结构之中，他受着节奏的推动而写作，用语言摇摆出一种形式，汇集所有这些四处漫游的元素，最终出现了句子、段落、纸页、章节、以致一本书……
在迷雾化一切的过程中，科塔萨尔仍然相信着某些东西。在一切的不确定中，仍然存在着一种确定的摇摆，那是科塔萨尔写作中的摇摆，也是生活本身的摇摆。正是这摇摆，让奥利维拉总是在迷宫般的巴黎街头偶遇玛伽——这个骑自行车车筐里放一根长棍面包和一本书的姑娘——即使他们从不刻意约见。（文/克罗诺陶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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