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好故事的基础是一种朝向内部的反转，也就是说事情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发生，但那种反转却朝着你的内心世界而来。我觉得我始终在学习用我们的语言写出伟大的故事，我会为此努力一生。”
汤姆·霍伯（中）与演员们的工作照
《悲惨世界》剧照
《悲惨世界》剧照
“我6岁时候第一次在剧场里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到15岁，我已经看了三遍《麦克白》了。”说起自己在英国式故事传统中的浸染，汤姆·霍伯这样告诉本刊。
说话之间是极其地道的伦敦腔调，冷峻严谨的态度，富有英国特色的面孔，格外修长的身材，汤姆·霍伯是那种可以被第一眼辨识出来的英国人，正如他也格外爱用我生在伦敦作为多数话题的开头。他成长在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梅雷迪斯（Meredith）是澳大利亚人，在大学中任职，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父亲是英国人，从事媒体经营的生意。汤姆·霍伯毕业于赫赫有名的威斯敏斯特公学，他说自己对于戏剧的兴趣受到前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员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的影响，而这位莫蒂默先生就曾是霍伯中学时的英文和戏剧老师。
大多数人是从2011年第8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记住了汤姆·霍伯这个略生疏的名字。那一年颁奖礼上最大放异彩的影片莫过于获得12项提名的《国王的演讲》，并且最终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创剧本共4项大奖。而2013年的第85届奥斯卡颁奖礼上，以完全颠覆式表演拍摄完成的音乐剧改编影片《悲惨世界》继续成为8项提名、3项获奖的大赢家之一，当无数前辈仍要为一生一座的小金人奋斗不已时，霍伯毫无争议地成为全世界最一线、最富有含金量的导演之一。
人们感叹这个金发年轻人被幸运之神一再眷顾的不可思议，而霍伯自己却说：“一旦你有成功的机会，你就该利用这种机会去冒险，重复你做过的另外的选择是错的。其实这个工业中最可怕的是作为导演拍了几部片之后，你很快有这样那样的拍片模式，我很警惕这点，所以对我来说，音乐剧很有意义，因为这个领域我没有可以遵循的模式，我得找寻属于自己的前所未有的方式。音乐是现场的，演唱也是现场的，好莱坞音乐片里，这是第一次全部用这样的现场方式，我从中感到惊人的能量，于我个人则是不断去更新自己，找到新的自己的可能性。”
与绝大多数被小金人学院奖垂青的导演不同，霍伯没有念过任何电影学院。12岁时从父亲那里读到了一本名为《如何制作一部影视剧》的书，便开始决定去做一名导演。13岁他就去图书馆查阅了几乎所有类似的方法论书籍，不乏如哈里斯·瓦茨（Harris Watts）的《上镜头》这类经典论著，并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导演了第一部作品，名为《逃亡的狗》（Runaway Dog）。“当时是我的叔叔送我一台16毫米的发条式摄影机，每一次拍摄的最长时长是30秒钟，而我只有25英镑，也就最多买100英尺的柯达罗姆彩色反转胶片。院子里有一条狗，我就想办法拍了一部电影。”
14岁时他已经有两部片入围BBC的年轻电影工作者竞赛（BBC Younger Filmmakers' Competition）：一部是由自己的兄弟主演的名为《炸弹夹克衫》（Bomber Jacket）的短片，讲述一个男孩在家中碗橱里找到旧照片和一件夹克衫，发现了自己祖父在“二战”中经历的往事；另一部名为《乡下》（Countryside），描述的却是一场核武器大屠杀。16岁高中毕业后，霍伯已经开始为自己走向专业创作做创作和融资的努力，两年后由他独立制作、指导、剪辑的《痛苦的脸》（Pained Faced）不仅卖给了英国的四频道，并且也在第35届伦敦电影节和部分影院中获得了公映机会。
反而是在这样崭露头角的时候，他重回了学校，在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专业。“去牛津读英国文学很大程度是为了这所学校出色的戏剧团体，我其实很难区分自己对文学、戏剧或者电影的热爱。在英国，无论电视、电影还是戏剧界，非常有共识的是，好作品首先是伟大的剧本产生的，我想我是为了学讲故事的本领而去的牛津，这也是至今我最看重的部分。”
人们大都习惯把汤姆·霍伯的成功看作一鸣惊人，甚至不少人误以为《国王的演讲》是汤姆·霍伯的天才式处女作。情有可原的是，在此之前霍伯的两部电影作品，无论拍摄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的《红尘》（Red Dust，2004），还是改编自英国作家戴维·皮斯的畅销小说，讲述英国足球教练布莱恩·克里夫1974年在英国利兹联队挂帅执教44天惊险历程的《魔鬼联队》（Damned United，2009），都是那种虽然可能在评论家中间成为话题，但在观众中却是回音寥寥的小众电影。
反而是在电视剧圈里，汤姆·霍伯在20多岁便成为业内公认有为的资深行家。从最初在父亲引荐下开始为BBC指导肥皂剧《码头区》（Quayside，1997）、《贝克庄园》（Byker Grove，1997）、《东区人》（East Enders，1998），初出茅庐便已屡获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到后来因为对历史的兴趣，转战HBO，2003年他因《头号嫌疑犯》（Prime Suspect）获得艾美奖提名，并且在2006年终于因为《伊丽莎白一世》把艾美奖奖杯收获到手，转而又在2008年因《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再次被提名。
“电视剧导演生涯对我如今的事业裨益颇丰。BBC的那个阶段，我指导的是肥皂剧和儿童剧，但那也是非常棒的经历，在我好像是走进大多数观众的一个过程。后来我在HBO给美国拍过三部片，《伊丽莎白一世》、《约翰·亚当斯》是历史题材，对我是很好的扎实戏剧基本功的锻炼。我在英国长大，我们的概念里，一边艺术，一边商业，两者不相融合，而HBO之所以那么成功，因为它们的理念是为观众提供最好品位的产品，他们不仅重视艺术品质，也有商业考量，并且最重要的是坚信观众是最好品位的拥有者。HBO教给我最好的一课就是如何让艺术和商业这两者结合起来，而不是分割开来。”
此次出任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是汤姆·霍伯的第一次电影节主席经历，他说自己在来中国之前刻意做了功课，更具体地了解了这个蓬勃的新兴市场。而在上海的日子里，他却更惊讶如此之多的导演正热切希望成为“大片”导演。
“全世界的导演肯定都有商业压力，但中国导演面对票房的压力令我吃惊。我个人觉得这有些令人担心，确实作为导演，无法完全忽视商业因素，拍电影需要不小的资源投入，有必要做出商业考量，但我想，在我的电影职业生涯中，艺术传统和商业传统这两条路始终还是艺术为先的。其实我们是看不起商业传统的，有很多获得极大尊敬的导演一生也没有走向好莱坞工业，而他们能给自己的作品找到自己的观众，成为我们本国电影中最犀利也最富有活力的部分。当然，我个人的态度是觉得有必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目前阶段，这是我眼里艺术自由的获取方式，所以商业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放任它成为主导，电影太过单纯地成为生意，肯定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会走向彻底的没落。”
汤姆·霍伯觉得，拍一部电影最核心的是，导演要试图寻找到自己内心热爱的东西，并将热情倾注其中。“比如《国王的演讲》是很有趣的例子，最初是没有人相信这样一部电影的商业性的，甚至几乎所有的好莱坞制片厂都拒绝了这个想法，明星们也都拒绝了我的剧本，好像只有我自己明白其实我不是要讲英国人对王室的情感。实际上我想讲的是一个有言语障碍的人如何学会表达，并且我也不想讲一个奇迹闪现的故事，我要说一个人如何和他自己的障碍一起生活下去，我知道从这个意义上，无论社会文化背景，这是可以打动所有人的。我作为一名导演，如果一直担忧我的商业成功，那我肯定会面对这些评价时失去了我自己的方向，但我庆幸听从了我自己的内心，哪怕花上4年时间等待和说服别人。而最终的事实是，《国王的演讲》成为一部英国独立电影，资金来自于个人，所以我们的预算很小，只投资了1400万美元，但我很感谢我的投资人，他们非常理解我想要达到的水准，当然我也如约使之成了一笔还不坏的生意，我们的回报高达4.25亿美元。”
霍伯最想与中国导演分享的经验是，无论票房还是小金人，常常不是能用谋略投机而来的，最重要的是梦想的能力和坚持的热情，并且始终如一地遵循自己的内心。“作为导演，其实应该警惕自己与别人的角色不同，他们在做判断时要考量资金的风险度、工作的完成度，只有你是那个造梦的人，只有你是在为你自己的梦想工作。我觉得市场的弊端是它使得大家都在思考怎么赚钱，但当你选择做一个导演，你还是要去想怎样讲一个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始终在强调讲故事的热情，能不能具体说说这种热情是怎样的，比如《国王的演讲》？
汤姆·霍伯：《国王的演讲》确实是我的个人经历相关而来的故事热情，也是我个人情感的两难。在我的家庭里，母亲是澳大利亚人，父亲是英国人，我的英国父亲有非常不幸的童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失去了父亲，他在寄宿学校长大，接受的是非常严格的英式寄宿学校教育，实际上他就是那种非常严谨内敛的英国人，有些时候看上去近乎木讷、冷漠。我的母亲总是和我们解释，你们的父亲因为童年过于悲惨所以缺乏良好的情感表达能力，所以你们要帮助他。这很像乔治六世的处境，那是一种很难对外界打开的心灵，所以很多人说我的故事是关于英国人对王室的情结，但其实完全不是，它更多是关于我自己的童年经历。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历史上乔治六世的口吃广为人知，更不用说比如《悲惨世界》，甚至《魔鬼联队》也算是广为人知的故事，但似乎你总可以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中讲出自己的趣味，通常你都是如何做的？
汤姆·霍伯：我想要做到这一点，永远要依靠调研，也就是为你的电影做功课。比如拿《悲惨世界》为例说，在我的调研过程里可不只是去看一两遍音乐剧那么简单，我完全回归到书本里去，尤其是那些原著中存在却可能已经被音乐剧稀释或者忽略的细节。事实上，我的故事热情也完全来自文学作品本身，并以此为起点形成对这部音乐电影的热情。调研对我而言是个愉快的过程，你深入其中，搭建起自己的世界。我常常揣着书本飞来飞去，当然我也感到遗憾的是，这个调研过程总不能足够长，在如今的电影工业中，开始一个项目的同时也意味着给了自己作品完成的时间下线。但我的习惯是，只有剧本、演员，甚至是整个剧组都要统筹协调到我自己觉得可以的程度才开拍。
三联生活周刊：相对于很多现代电影对故事的叛逆挣脱，你总是如此高调故事的价值意义？
汤姆·霍伯：这可能因为我是属于少数在综合大学学习电影的导演，事实上，在牛津是没有电影专业可以选择的，但我仍旧认为那样的大学生活给我的电影理念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在牛津我接触到很多和文学相关的知识，从中能了解许多属于全人类的宝贵文学传统，比如最令我感到震撼甚至入迷的是那些古希腊、罗马的文学，那些跨越千年的故事至今闪闪发光，所以我不得不说我也是全新热爱故事的导演，我觉得我始终在学习用我们的语言写出伟大的故事，我会为此努力一生。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眼里好故事的标准？
汤姆·霍伯：好故事的基础是一种朝向内部的反转，也就是说事情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发生，但那种反转却朝着你的内心世界而来。比如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那个美国人在巴黎的晚上上了一辆车就到了1920年，这是你想不到的事情，并且这个反转是指向创作者内心的，指向目标观众群心中那些共有的有关上世纪20年代巴黎的回忆和迷恋，它的发生不会把你和故事隔开，相反它可以联结上你内心的人性，使每个人或多或少想到自己的人生。如果举例来说，这对我来说算是不错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悲惨世界》于你是一次冒险，能不能具体说说你眼里的电影冒险？
汤姆·霍伯：有许多人和我说，不能做那么多的即时拍摄，这不是个好主意。但是我的回答是，如果不那么做，干脆就不要有这部电影。确实我也喜欢某些好莱坞音乐片，但是对我来说，这种类型的问题就是会产生某种不可抗拒的距离感，总是缺了点实感和自然主义，所以我想既然关乎感情，突破就意味着打破距离，那么该试一试完全采用现场同期录音还原的方式，因此我们能创造更多的实感，《悲惨世界》就能突破大家脑中已有的那回事。这么做当然是冒险，比如最大的挑战在于电影要配合现场钢琴演奏，为了钢琴的流畅我不能临时剪切镜头，我必须保持每一个场景的完整性，并且希望我的摄影机可以捕捉到一切。一般来说我都要用三台摄影机来完成拍摄，有演员要配合演唱时挑战会翻倍，有时候甚至是六台摄影机一起工作，实际上演员们也都在左右肩膀上各绑了一个麦克风，这使得他们无论做怎样的动作都有准确指向的收音效果。实际上我们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感受是，你似乎始终在努力模糊戏剧和银幕界限，比如你的作品中那些明显的戏剧性情节、表达方式，《悲惨世界》似乎是达到了极致，比如电影里的整个场景都是搭建起来的。
汤姆·霍伯：对。因为我做了许多功课发现现在的巴黎，尤其那种我们惯常的灰色调，大都是19世纪50年代由奥斯曼人重新建造的，而在1830年的巴黎，则是中世纪建筑以及狭窄的乱七八糟的贫民窟共同构成的，颜色甚至也是五颜六色的。我不认为这是可以混淆着通用的背景，所以我们搭了一整条街，而且确实搭建的街道更加利于现场实际的拍摄。当然更多的舞台和银幕之间的融合来自我们的舞台传统，我很高兴能把这些作为英国人的骄傲表达在银幕上。
其实我们在改编比如《悲惨世界》这样的名剧时，是非常小心的，我们自然愿意沿用它原本存在的形式，那些是历经年代考验而成为经典的存在，比如说那些精彩的合唱，以及将喜剧作为插曲穿插在音乐剧中。作为导演，其中最大的一项挑战是，怎样融合所有这些元素，让它们互相和谐。作品中有一首歌是芳汀演唱的，在舞台上，配合着舞蹈，就是经典的舞台一幕，当然我也在试图让这一刻变得更有电影感，比如增加了关于芳汀生活经历的反思，使恰当的蒙太奇与歌唱舞蹈配合，也使得那一切戏剧性元素更加真实。在我看来，让戏剧风格突破你想象中已有的一些东西，转化为你内在认知的东西，关键是你对它有主观的认识，有你自己的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英国人的传统，实际上你确实也为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工作，能不能谈谈莎士比亚和英国故事传统之间的关联？
汤姆·霍伯：首先对我来说，莎士比亚的存在让我变得谦虚。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文化里，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天才是后人无法超越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无比丰富的内在，有很多戏剧在艺术史和英语文化中至今产生着各种各样的重要影响，这可能会长久地成为我们艺术史研究的话题，我们的电视、电影、戏剧行业必然也在完成这样的命题。就我个人而言，我深受莎士比亚启发的是如何将喜剧和悲剧融合，在他的喜剧里，不论台词是深情还是愤慨的，他都会让那些台词听上去有幽默感，所以他的戏剧不会有完全的悲剧或喜剧，他总能将二者很好地融合，这正如他也在当时的通俗和艺术之间赢得属于他自己的平衡，而这些都是可以在莎翁的作品中去反复琢磨捕捉的艺术启发。
